近代化的中国“弹性”——对弹性社会与超稳定结构的一种解读

来源：@经济观察报微博

观察家 

文/李冬君

何以中国长期停滞

“何以中国长期停滞”？或曰“弹性社会”，或曰“超稳定结构”，二说均试图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何以长期稳定，但其视角、方法论和核心结论却差异明显，我们来比较一下。

“弹性社会”理论，将中国传统社会定义为“早熟而不成熟”的弹性结构，以其多元经济基础与复杂控制系统吸收变革能量，表现出“弹性”调整能力，却难以突破既定框架，其观察，以动态视角，故其所见，新旧因素并存，冲突与协调交替，展示出阶级对立与乡族互联互动，政权压力与绅权转化相交织，经济驱动与超经济强制共同作用于多元经济（国有、族有、私有）中。

而“超稳定结构”的定义，则基于中国传统社会——自秦至清的帝制时期，有一种“超稳定系统”，其特点表现为周期性震荡，如王朝更替、农民起义、外族入侵等动乱虽然频繁发生，但深层结构稳定，每次动荡后，社会总能通过系统调节恢复其原有的政治、经济、意识形态结构，农民起义等动乱，反而作为其系统修复的“安全阀”，未能触动其根本矛盾，因而不会发生质变。

其社会形态由三个子系统耦合而成，其一，为政治结构，由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与皇权专制构成；其二，为经济结构，以小农经济为主，由土地私有制与地主—佃农关系构成；其三，为意识形态结构，以儒家伦理如“三纲五常”的核心价值构成。此三者，以其“耦合”形成强关联，相互强化维持其稳定性。

两种理论，对于历史解释力的侧重点也不同。

傅衣凌的“弹性社会”理论，指出其多元结构的韧性，例如，明清社会，虽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，但因乡族势力、官僚体制的上下制约，新因素被“死的拖住活的”，形成弹性往复，而非断裂。还有在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中，乡绅阶层协调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作用，既维护中央集权，又保留地方自治空间，成就弹性的政治基础。其经济形态，亦多具兼容性，如“一田多主”制、永佃权等现象，反映土地关系的灵活性，既缓解冲突又固化传统。

金观涛的“超稳定结构”说，表现为“系统自我修复”机制，王朝更替，通过重建小农经济和儒家意识形态，重新恢复旧秩序，如“汉承秦制”，循环不已；还表现为“意识形态固化”和“技术停滞”，儒学与科举制，排除思想异端，抑制变革动力，重农抑商政策压制商业资本积累，导致技术发展缺乏社会支持。

对“停滞”与“变迁”的解释，两说也有差异。

傅衣凌说是“弹性中的渐变”，他认为，社会虽未质变，但内部却已持续微调，如租佃关系货币化、商业资本渗透，其“弹性”使传统社会适应外部压力，使之无法突破原有结构。而金观涛则认为是“结构锁定下的循环”，强调系统通过周期性震荡（如农民起义）消除偏离，回归原稳态，变革被“吸收”而非积累。

两说具有互补性，表现为微观弹性与宏观稳定的互补，傅衣凌的多元结构说为金观涛的“超稳定”提供了微观基础；还表现为动态调整与系统锁定的互补，“弹性社会”理论更强调社会内部的能动性，而“超稳定结构说”更强调要突出系统的刚性约束。

“弹性社会”以其微观透视揭示传统社会吸收变革能量又囿于传统规范的矛盾性，突破了“停滞—进步”的二元叙事，而“超稳定结构”，则以宏观系统模型，解释了社会结构抗拒质变的深层机制及其结构性锁定，构成“变与不变”双重视角。

中国城市的双重变奏

我们还可以将“两种类型”的城市——开封型与苏杭型，放到这“两种范式”下来解读，对它们进行一次再认识。

“苏杭型”城市，具有“弹性社会”的典型性特征——“早熟而不成熟”，自有一番“萌芽”气象，明清时，曾以工业扩张城市空间，形成经济主导的“府城+卫星市镇”格局，而有新旧经济形态共存、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互动的“伸缩性”表现。

然其经济，虽称“繁荣”，但依然受制于“超稳定结构”，未能突破其结构性的系统锁定，如明清以海禁抑制海洋贸易，商业资本始终以农业为“本”，错失了工业革命的临门一脚。

而“开封型”城市，则是个“超稳定结构”的典型，其兴衰周期，取决于治乱与治水的地缘政治，金、元以降，已失都城地位，但其系统，官僚体系与小农经济依旧，仍在维系。

其经济结构单一，明显“弹性”缺失，不离漕运，固守农本，短于多元土地建制，缺以区域分工形成的市镇体系。

如果我们对这两类城市做一下对比分析，就不但可见它们兴盛期的动力差异，如苏杭为市场化的内生增长，而开封则由政治权力主导的外生驱动；还可见衰落时期它们的路径分化，苏杭型表现为弹性缓冲下的渐进调整和“适应性停滞”，而开封型则表现为结构锁定下的系统性崩溃，陷入“失序—重建”循环。

苏杭型与开封型的分野，基于一方水土对“弹性社会”与“超稳定结构”的选择，江南选择“弹性社会”，成就其苏杭型市镇，中原倾向于“超稳定结构”，以此造就了开封型都城。

江南与中原，作为两大核心地理单元，天南地北，成为中国版图里最重要的两条历史地理线及其政治文化景观。

其差异，固由其天时地利的自然属性使然，亦与其各自所在的历史地理线在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的分担相关联。

中原一线，以秦岭—淮河分界，据之以封邦建国，改朝换代，堪称为“一代王朝的生命线”，其范围，涵盖黄河中下游流域，核心区域，为关中、河洛之地，以大平原，环以山河。

而江南一线，先以长江中下游，曰吴楚，称两江，宋以后，名位东移，移至下游太湖流域，从“六朝古都”到“江南八府”，从白银时代“中国风”到工业革命的经济风暴来临，江南不仅成为全国经济中心，而且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经济中心。

在文化方面，江南一线，亦堪称“文化中国的底线”，不但在文明的起源上，走在了中原的前面，而且在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中，也步步领先，一直走在了前面，自上古迄于古代，从良渚神权古国到吴越技术霸权，再到楚汉文化对帝国的重塑，江南始终是一条与中原并行的文明轴线，其历史并非“追赶中原”的被动进程，而是以“技术突破—文化融合—制度创新”的自主演进。

汉朝虽定都长安，但其文化内核深受楚风浸染，经济命脉依赖江南资源，所谓“汉承秦制”，实为“汉融楚魂”。

尤其魏晋以降，六朝相续，维系中国浮沉，唐宋以来，金元交替，异族入主中原，明清迭代，认同中华一脉，其以江南为底蕴，与之同化，复兴国土，再建新王朝，重启攘夷篇。

纵横千年，放眼望去，历史云烟，不过如此。

若就此而言之，亦可谓其为一“超稳定结构”。

旧朝颠覆之后，新朝又开基了，在王朝中国的地基里，“开封”维新，“苏杭”适之，中原与江南又达成了新统一。

可工业革命的风暴来临时，却非如此，虽然伴随列强入侵，但不是来中国做皇帝，而是来与中国做生意，不要改变中国政权，却要改变中国的经济，尤其要改变那个“超稳定结构”。

近代工业革命对中国“超稳定结构”的突破，本质上是外部力量与内部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。金观涛提出的“超稳定结构”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通过政治（中央集权）、经济（小农经济）、意识形态（儒家学说）三系统的强耦合实现周期性震荡与修复，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、经济与思想的冲击则突破了这一闭环。

工业革命的“三重机制”，瓦解了“超稳定结构”，其一，经济先行脱嵌，小农经济解体，使政治失其物质基础，使意识形态脱离社会土壤；其二，政治失序反哺经济，地方割据与军阀混战为新经济因素提供了生存缝隙；其三，士人转型催化革命，以科学废科举，造就新知识分子，以民主废君主，推动制度革命。

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变革，更是撬动中国“超稳定结构”的历史杠杆，其突破路径，以外部冲击启动系统震荡→新经济因素侵蚀传统基础→政治与意识形态被迫转型→耦合断裂后进入现代性探索。这一过程，充满暴力——战争、阵痛——社会解体、希望——启蒙运动，使中国从“超稳定”状态，转入“大变革”时代。

工业革命的“洋务”反应

然而，“超稳定结构”解体了，中国并未解体，王朝崩溃了，中国没有崩溃，而是反弹起来，回应了“民主革命”的巨大的反作用力，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，而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。

通过“回应”，我们发现，“超稳定结构”中的“稳定”二字，并非来自这个“结构”的本身，因为，“回应”的反作用力，非由此“结构”发出，故用“结构”的核心三要素——小农经济、中央集权与儒家学说，均“回应”不了此次的工业革命。

三千年来，改朝换代常有，而工业革命不常有，其三千年等一回，故曰“三千年之巨变也”。

那么，“回应”从哪里来？我们不妨回头去看中国的另一面，看一下“弹性社会”，就会发现中国的第一“回应”，来自民间社会的“弹性”，来自“资本主义萌芽”对“工业革命”的反应，来自“江南道路”对“英国模式”的转化效应，不是“开封型”城市的无奈之举，而是“苏杭型”城市的惊醒发出了“回应”。

最初的“回应”，便是“洋务”，在中国运动了。

洋务运动，兴起于江南，而非中原，是江南“弹性社会”的不屈的反弹，而非“超稳定结构”的强制使然，是“弹性社会”以其多元性和适应性来转化系统危机，并以其“弹性”的“回应”，生成新的历史机遇，而非“超稳定结构”的绝处逢生。

19世纪60—90年代，作为近代化的尝试，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民间社会的“弹性”机制，却又因其未能彻底摆脱“超稳定结构”的制度性束缚，而难以超越被超经济强制限定的“弹性陷阱”，最终被内外夹击陷入结构性失衡。

工业革命打破了传统小农经济，“洋务”作为新经济因素，侵入其基础。对此，官本位的“开封型”城市，已是动弹不得，而民本位的“苏杭型”城市，则反而趁势摆脱了“超稳定结构”的强制，对外开放了它的弹性机制，不但兼容“洋务”，而且化为“运动”，使之如巨浪扩展的圈层，一浪接一浪的“内卷”。

这已不是小农经济的自发性的内卷，而是外来的新经济因素——“洋务”，深入其中的“运动”所带来的内卷。

好在“苏杭型”城市群本身，在其早期工业化的资本主义萌芽中，便已具备了“斯密型动力”，有过“斯密型成长”的经验，它自身虽未能以技术突破产生工业革命，但它却深藏了接受工业革命并随之而“工业化”的潜能，萌芽不死，仍在新生。

可“超稳定性结构”呢？尽管已在瓦解中，却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，即便瓦解，也要一步一步来，带着“富国强兵”的面具，投奔到“洋务运动”中，迈出了它自救的第一步。

其自救也，以官办为主，通过创办军事工业（如江南制造总局）和民用工业（如轮船招商局），部分引入商股，如招商局就采取“官督商办”，形成“国有—私有”混合的经济模式。

其技术引进，带来新型工业化布局，以上海为中心，带动周边“早期工业化”升级，造就江南地区“官厂—民坊”群落。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纺织机械改良，催生了无锡、南通等地小型纺织工场，这种技术溢出效应，强化了江南市镇经济的弹性。

官办“洋务运动”，虽在江南“弹性社会”的基础上开展，但其自身“超稳定结构”的残余还在，导致新旧经济的共生困境，形成“弹性陷阱”，其官办收入，多用于军费开支或官僚消费，而非扩大再生产，如江南制造局年耗银约百万两，但甲午战争前，仅造舰40余艘，其效率远低于日本同期。这种“技术依附性增长”未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积累，导致“国富民穷”的失衡格局。

在政治结构上，也出现了地方势力的弹性扩张，松动了中央集权拧紧的分权螺丝，湘淮军阀，如曾国藩、李鸿章等，通过主导洋务企业，形成地方财政与军事自主的“半独立化”，其“督抚专权”类似“乡绅协调机制”，可谓对专制的弹性调适。

清廷为防范地方坐大，让户部插手各地官办企业，加剧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博弈，导致政策拉锯，因而屡遭挫败，如张之洞筹办卢汉铁路，受限于户部拨款，被迫向比利时借款而失其路权，可见“洋务”弹性仍受制于清廷“超稳定结构”。

城乡一体的工业模式

其于社会方面，江南士绅及其宗族资本，遭遇了工业革命的猛然一击，也开始了产业与身份的转型。如南通张謇、无锡荣德生，将地租收入转投于洋务企业或民办工业，形成“地主—资本家”的双重身份，或依托宗族网络——如荣氏家族的钱庄支持，或建立乡土权威——如张謇担任南通自治会长，构建起“企业—社区”一体化模式，延伸了“弹性社会”里的乡族协调机制。

这种资本转化路径，体现了传统乡族经济对“工业化”的弹性适应，如张謇开办大生纱厂，就依托南通原有的“棉—农网络”，进一步构建“棉垦—纺织—销售”一体化产业链条。

但是，民族工业兴起，未完全取代传统经济，而是形成“小农经济—手工业—近代工业”的混合结构，如无锡荣氏家族的茂新面粉厂与当地农村的麦作经济形成共生关系：工厂收购本地小麦，农民收入增加后购买机制面粉，形成区域性经济循环。这种新旧产业的互补性，体现了弹性社会“多元并存”的特征。

基于“弹性生存”原则，劳工阶层也在转化，由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为“洋务”工人，如江南制造局，雇工超2000人，但其管理方式，仍是封建工头制，不但薪资微薄，且无保障，如此劳动关系，提供了底层流动机会，也加剧了阶级矛盾。工人来自农民，其弹性生存，表现为保留农村土地作为退路，形成“半工半农”的弹性身份，以“离土不离乡”的流动模式，化解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血腥，但也阻碍了劳工的“阶级”意识的觉醒。

还有买办阶层的兴起，洋务企业虽说由官来办，但官家哪有能力真的来办？怎么办？解决问题的人，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就是买办。买办不但在官商之间起到缓冲作用，而且充当了“土洋结合”的胶粘剂，以其洋务经验服务于本土企业，利用外资银行贷款缓解中国资金短缺，如唐廷枢之于开平煤矿，虞洽卿等融资创办四明银行，其买办性使民族资本与外资形成共生关系，以其“依赖中的独立”体现了“弹性社会”对外来冲击的灵活反应。

正是在多元经济形态的弹性转换中，在传统经济网络的适应性转化中，依托于传统经济弹性中的多元所有制和地方市场体系，兴起了具有“中国特色”的民族工业的本土样式。

从江南丝织业转型中，可见手工工场与家庭纺织并存，形成“机器生产＋家庭代工”的混合模式，延续了弹性社会的“新旧共生”特征，此模式，既开源了原手工业者的技能，又节流了初期资本投入，显示了经济弹性对工业化的缓冲作用。

从资金来源看，近代民族工业的原始资本，或依赖地租转化，或来源于官僚资本，或由外国银行贷款，这种对传统势力和殖民资本的依附，暴露了弹性陷阱下的依附性发展，被“死的拖住活的”纠缠，导致其难以自主地形成独立的产业体系。

乡绅阶层的资本转化，不但通过地租积累投资近代工业，而且利用宗族网络组织劳动力，如招募同乡工人，以此，延续了弹性社会原来的“地方自治”机制，如此转化，既缓解了封建经济解体带来的社会震荡，又为工业化提供了本土路径。

转化，造就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，以弹性社会的调和方式，一变“士农工商”的旧格局，让资产阶级认捐政治身份，将工人纳入封建行会管理，新旧阶层在妥协中磨合。

被制度约束的转化，在弹性结构的磨合中，已形成路径依赖，虽以“官督商办”和“奖励实业”之举，来对“超稳定”的政治体制作适应性调整，欲在弹性框架内转化危机，然而，充其量亦只能缓解其体制压力，却难免体制腐败和主权丧失。

其意识形态，也以有限的包容，将工业化纳入儒家伦理，通过“实业救国”之类的话语——如张謇所谓“父教育，母实业”，来调和其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的关系，然其工业化，采取工头制管理，可见其思想弹性的乏力，以新式学堂（如京师同文馆）培养技术官僚，既推动变革又受制于科举废除后的身份焦虑。

历史的镜子，反映了“弹性社会”的限度及其变革困境，纯以技术移植难以突破“弹性社会”阈值，技术变革与制度惰性冲突不已，局部弹性与系统锁定，也成了一个悖论。

江南地区的经济活力，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，因其主权缺失，反而强化了清廷对列强的财政依赖，为了王朝续命，不惜以关税抵押外债，形成“越开放越脆弱”的恶性循环。

而传统的现代性转化，也在“实业救国”实践中表明，缺乏产权保护与法治环境，弹性动力很难弹出“现代性”，在“弹性社会”的基础上，“洋务”受制于“弹性极限”，再怎么“运动”也难以实现历史性的突破，需要新的“革命动力”的来源。

其来有二，一是经济弹性崩溃催生政治革命。

民族工业以“弹性社会”为基础的协调性成长，以其脆弱却又生生不息的活力，催生了无产阶级的人口，催化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——如立宪运动，为革命提供了阶级基础。

二是思想弹性的瓦解开启了新文化的启蒙。

民族工业推动了新的城市化，如上海人口，从1870年20万，增至1920年200万，由此催生了市民文化，不断冲击儒家伦理的围城，使“弹性社会”的意识形态功能彻底失灵。

我们由此可见“弹性社会”的历史辩证法。

洋务运动是“弹性社会”的一次大规模调适，也是其内在矛盾的总爆发，它在经济上激活多元性却又因之陷入依附性增长，在政治上释放地方活力却加速了中央集权崩塌，在社会上推动阶层流动却未能建立公平秩序而表现为“弹性中的僵化”。

而民族工业崛起，则是“弹性社会”的“最后辉煌”，也是其解体的开端，其弹性滋养，以适应性调和新旧因素，从传统中转化出新的生存空间，然又难免弹性陷阱以其新旧共生的纠缠抑制独立工业体系形成，并导致弹性崩溃，出现经济依附性危机和阶级矛盾激化，终于推动中国从“超稳定”走向社会革命。

这一过程揭示，传统社会的弹性机制在近代化浪潮中，既展现了文化的柔软性和历史的适应性，也暴露了它的根本性局限——唯有打破新旧共生的惯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转型。

（作者近著：《走进宋画——10—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》，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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